導讀：近年來，在大國競爭的背景下，亞太安全環(huán)境急劇復雜化，地區(qū)各國安全焦慮上升，尤其是在美西方煽動下，中國的形象被惡意扭曲。一些國家以“去風險”為名搞對華“脫鉤”，反令地區(qū)系統(tǒng)性安全危機風險增加。地區(qū)國家需要從過往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大力倡導新的安全理念，在各國相互依賴、相互尊重中維護地區(qū)的長久和平。

當前，亞太乃至世界形勢正在發(fā)生巨變，這些變化的性質、動因、走向和影響仍不明朗。這些變化之所以發(fā)生，核心在于相關國家、地區(qū)和全球安全觀的轉變，而產生廣泛安全關切的原因在于，近半個世紀以來維持亞太地區(qū)整體和平的國際秩序，如今正面臨全面危機。

冷戰(zhàn)與地緣政治重回世界舞臺，歐亞大陸再次成為大國博弈的“大棋局”。近年來，中美貿易戰(zhàn)、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危機、臺海緊張局勢，以及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快速發(fā)展所帶來的壓力不斷增加，正在動搖現有國際秩序，迫使各國重新思考各自的安全環(huán)境，并為可能出現的長期不確定性做出新的戰(zhàn)略準備。

在大國競爭的大背景下，特別是隨著人們對爆發(fā)軍事沖突的心理預期提升，地區(qū)國家愈發(fā)陷入安全陷阱或兩難境地——即使這或許并非出于自愿。也就是說，為了使本國在軍事威懾、供應鏈韌性和技術進步方面更加安全，各國紛紛采取措施，如締結新的安全條約，更新武器系統(tǒng)，出臺新的貿易救濟、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政策等，這事實上正在令幾十年來成功維持了地區(qū)和平與繁榮的既有秩序加速分裂和解體。

當今國際安全形勢有以下三個突出特點：

第一，國家、地區(qū)和全球對于安全的關切程度高于其他事項。長期以來，發(fā)展是許多國家的中心議題，人們認為經濟增長幾乎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最佳辦法，包括領土爭端。而全球化則為許多亞洲國家搭上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快車提供了便利和理想的平臺。同時，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也減少了貧困和沖突。然而，經濟合作終究未能轉化為政治和解，促成區(qū)域共同安全，加之近期一些國家把經濟上的共生關系武器化，我們回歸了過去的現實主義作風。只是這一次，經濟“脫鉤”與軍事對抗的風險尤其之高。

第二，受歐美國家干預，尤其是美國對其地區(qū)聯盟體系的改革影響，亞太地區(qū)的安全環(huán)境急劇復雜化。在美國的煽動下，昔日的西方殖民列強再次全副武裝重返亞太，充當美國“印太戰(zhàn)略”中的棋子。與此同時，從雙邊、三邊、四方到多邊，不少新舊聯盟爭相展示其“拒止力量”，并針對“未來潛在領域沖突”，頻繁舉行軍事演習。甚至，東亞核軍備競賽的危險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峻。

第三，受西方根深蒂固的刻板偏見影響，中國的行為和意圖被惡意歪曲，新“黃禍論”和“紅色恐慌”正在妨礙各國進行必要且關鍵的對話，以商討未來的地區(qū)安全安排。這種對中國的敵意，表面上看是意識形態(tài)或體制之爭，實則深深植根于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歷史和當代種族主義現實中，與所有亞洲國家都息息相關。于是，正常的市場競爭變成了“國家安全威脅”，保護主義則被美化成所謂的“現代供給側經濟學”。事實上，將關鍵技術供應鏈人為重新配置到中國以外的做法并不是“去風險化”，而是對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去穩(wěn)定化”。

上述三大特征可能將亞太地區(qū)，甚至整個世界瓦解分化為多個失衡的平行系統(tǒng)，這反過來將助推政治經濟民族主義思潮抬頭，并進一步加劇亞洲系統(tǒng)性安全危機和福利退化風險。

圖片來源：新華社

要理解今天面臨的問題，我們需要回顧和審視二戰(zhàn)后安全解決方案的歷史演變。從二戰(zhàn)結束到美國在亞洲“反恐戰(zhàn)爭”結束的這半個多世紀，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代：革命與戰(zhàn)爭的時代和相對和平、經濟快速發(fā)展的時代。二者間的分水嶺是一系列地緣政治安排，由此，中國得以融入全球市場，“第一島鏈”沿線的冷戰(zhàn)壁壘也得到減少。與其說1951年簽署的“舊金山和約”及隨后建立的美日安保同盟保障了亞太地區(qū)在美蘇冷戰(zhàn)期間和冷戰(zhàn)后美國“單極霸權”時代的長期和平，不如說是70年代的中美《上海公報》確立了此后亞洲的和平架構。

當前，國家間不信任加劇，國際爭端不斷升級，世界面臨極大不確定性。為應對日益惡化的安全環(huán)境，亞洲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一是回到從前——事實上，我們目前正走在這條路上，因為地區(qū)爭端各方正在指責其他國家打破現狀，并試圖利用一切必要手段推翻所謂的“修正主義者”。但是，一國越是下大力氣秩序重建，特別是試圖通過引入外部力量來阻止權力的自然轉移，原有和平架構的基礎被侵蝕的速度也就越快。

另一條路或許更加難走，那就是大膽而富有創(chuàng)造性地化“危”為“機”，基于各國共同的歷史智慧和經驗，為下一代人締造和平。

近年來，中國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大力倡導新的安全觀，以中國和亞洲各國歷史經驗為基底，重新構思支撐亞太地區(qū)政治經濟結構的現代理念。這一理論重構始于國內，聚焦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歷史和資源稟賦的基礎上謀求現代化，亞洲各國對未來如何建設和維護和平的看法自然會有較大的分歧。對中國而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xù)的安全觀”不僅僅是挑戰(zhàn)西方“基于規(guī)則的國際秩序”的一種政治聲明，更是試圖通過讓亞洲各國認識到“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續(xù)性，從根本上實現地區(qū)集體的長期和平。

中國以復興古絲綢之路依托，以基礎設施現代化和互聯互通建設為紐帶，正在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理念。我們還將把全球發(fā)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與全球安全倡議結合起來，確保亞洲未來和平架構的基礎不是強權威懾或意識形態(tài)陣營，而是相互依賴和對多元文化的相互尊重。

亞洲的未來現在不是、今后也不會由模糊的歷史“陷阱”決定，而是在各國自己的選擇和互動中產生。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標題為 "Not de-risking but de-stabilizing"

責編 | 宋平 辛欣

編輯 | 張釗

實習生莊舒涵、馮小源、楊恒瑞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