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國內學界對古典學研究在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學術體系中重要地位的認識不斷深入，以及人類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特征、古代絲綢之路與中西古史比較等與古典學聯(lián)系密切的史學研究領域日益成為我國學術界與社會公眾關注的熱點，不斷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fā)，提出了將植根于西方學術傳統(tǒng)的古希臘羅馬史、古埃及史與古代兩河流域史，南亞佛教傳播史與中國古代史整合起來，建設“世界古典學”或“大古典學”的設想。然而，國內相關學界尚未就這一倡議達成統(tǒng)一意見，質疑乃至明確反對的聲音并不罕見。

國內世界古代史與中國古代史等專業(yè)的史學工作者之所以對旨在貫通中西的“世界古典學”敬而遠之，在很大程度上與這種“跨界”研究的客觀難度密切相關。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者們在本專業(yè)領域積累了一定成果與心得之后，往往已經(jīng)錯過了深入鉆研古希臘文、拉丁文等西方古典學研究所必備的語言工具，進而通過直接閱讀古希臘羅馬原始文獻開展學術研究的黃金年齡。同樣，從事地中海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國內學者也很難在接受系統(tǒng)的西方古典學學術訓練之余對同樣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典籍與歷代研究成果進行廣泛涉獵。

部分西方古典學研究者認為，古希臘羅馬史、埃及學與亞述學等西方傳統(tǒng)人文學科，已在漫長的學術史發(fā)展歷程中各自建立了博大精深的知識體系。任何一位學者即便窮盡畢生精力，也根本不可能完全掌握上述三個學科分支中的任何一門學問。在如此艱巨的學術使命重壓之下，古典學的研究者們再難分出一部分精力去深入鉆研中文古籍。

另一方面，一些中國古代史學者懷疑，“古典”這個源自西方歷史經(jīng)驗的術語是否具有普遍適用性。由于中國古代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并無明確對應于西歐“中世紀”的某個階段，華夏地區(qū)文明史的分期中自然也難以找到跟西歐文明史中同樣典型的“古典”與“文藝復興”等概念。而如果我們寬泛地將先秦諸子作品、“前四史”、魏晉玄學、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元素全部納入中國“古典”文化史的范疇之內的話，那么這種“古典”的概念對于研究者們解讀中國古代史的價值恐怕是有限的。

筆者認為，上述種種顧慮確有各自的道理，但尚不充分。如果我們調整思路，以積極開放的心態(tài)充分利用西方古典學知識為中國學者所提供的豐富研究視角，便有機會在古代歐亞大陸東西兩端之間文化交流史這一重要領域作出屬于中國學者的獨特貢獻。

不容置疑的是，在前工業(yè)時代社會生產(chǎn)力相對低下、交通手段不夠便利、語言隔閡與社會習俗差異仍構成各族群間交往嚴重障礙的客觀條件下，歐亞大陸東西兩端之間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交流是偶然發(fā)生的、時斷時續(xù)的和集中于少數(shù)幾個方面的。然而，這種交往并不因為其體量小、缺乏連續(xù)性、廣泛性與全面性而喪失其重要歷史意義，甚至是長時段的持久影響力。此外，對古典文明元素在外部世界流傳歷史的關注，事實上也有助于古典學家們更加全面地把握西方古典文化自身的本質特征。除早已成為學界常識的大量案例，如佛教典籍的東傳與漢譯、犍陀羅藝術對魏晉造像的深刻影響，以及絲綢之路開通后華夏地區(qū)絲織品的對外輸出與西域農(nóng)作物的引入之外，近年來中國學者們在古代絲綢之路沿線的考古發(fā)掘、古敘利亞語文書研究、張騫“鑿空”之前中亞地區(qū)的歷史背景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也在暗示我們，西方古典學的相關知識很可能即將在幫助中國學者復原、重構一部異彩紛呈的古代華夏世界對外文化交流史的過程中發(fā)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地中海古典藝術形象在羅馬帝國鼎盛期及帝國衰亡之后的持續(xù)東傳，構成了西方古典歷史與古典文明接受史上十分精彩、不容忽視的一頁。自20世紀初以來，中外考古學家們相繼在新疆吐魯番盆地、甘肅河西走廊、藏南地區(qū)乃至山西省北魏舊都平城遺址周邊等地，發(fā)現(xiàn)了可能反映希臘酒神狄奧尼索斯崇拜等文化元素的浮雕作品，以及刻有或具備一定含義或單純起到裝飾作用的希臘字母的錢幣。這些實物無聲地訴說著晚期古典時代的羅馬帝國與早期拜占庭帝國通過中亞商人等媒介，克服空間距離的巨大障礙，同華夏地區(qū)的漢族、少數(shù)民族政權之間進行的貿易往來與文化互動。

塵封于歷史之中，有待當代史家發(fā)現(xiàn)、解讀的還有以古敘利亞文為載體的、地中海世界古典文獻的東傳史。來自古典晚期文化昌盛的東羅馬帝國敘利亞行省、信奉景教的一批知識精英在查士丁尼時代以降的宗教迫害、族群遷徙與領土版圖變更浪潮中進入了薩珊波斯帝國與日后興起的阿拉伯帝國。他們使用的文字是屬于亞蘭文變體的古敘利亞文。迄今為止，體量可觀、承載著大量醫(yī)學、哲學知識的古敘利亞文文獻已在學者們研究古典文明遺產(chǎn)對中古阿拉伯文化的影響方面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古敘利亞語文書的東傳并未以阿拉伯世界為終點。根據(jù)中外學者對柏林所藏吐魯番寫本中古敘利亞語文獻殘篇的研究，亞里士多德的《范疇篇》、發(fā)源于古典晚期的《圣喬治受難記》等希臘羅馬文獻曾以古敘利亞文為載體，傳入了中古時代的新疆地區(qū)。這些令人興奮的發(fā)現(xiàn)不斷刷新著當代學者對古代歐亞大陸范圍內不同文明之間文化交流的廣泛、深入程度的認識，而對亞里士多德等希臘羅馬作家自身文本面貌與特征的深入理解，以及對于通行于古典晚期的亞蘭文、古敘利亞文閱讀能力的掌握，無疑構成了中國學者在這一神秘領域取得建樹所必備的兩把鑰匙。

相關材料主要取自希臘羅馬文獻的古波斯史料學等西方古典學分支，也可以在我們重構古代絲綢之路形成過程的探索中發(fā)揮關鍵作用。有中國學者在參與阿富汗等地實地考古發(fā)掘活動所發(fā)現(xiàn)的大量實物證據(jù)基礎上指出，在居魯士大帝征服中亞地區(qū)，在當?shù)卦O立波斯帝國行省之后，阿黑門尼德王朝在中亞地區(qū)進行了一系列同其中央集權統(tǒng)治模式相適應的行政管理與驛道體系建設，使得這一長期地廣人稀、處于原始蠻荒狀態(tài)的地區(qū)在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期間得到了快速發(fā)展，站在了即將進入文明階段的門檻之上。如果沒有古波斯帝國與日后希臘化時代希臘移民的長期經(jīng)營，中亞地區(qū)在張騫“鑿空”后迅速成為地中海世界與華夏世界之間物質文化交流樞紐的角色便無從談起?？梢?，阿黑門尼德王朝的經(jīng)營與希臘化移民的活動，構成了古代絲綢之路西段形成的重要歷史背景。這一案例提供了西方古典學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古代歐亞大陸東西文化交流史理解的又一個有力證據(jù)。

筆者認為，在中國古代對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不斷開闊視野、積極引入西方古典學學科為我們提供的新視角與新知識，同從原始史料出發(fā)的扎實學術研究并無根本矛盾之處。在永無止境的學術研究中，宏觀視角與微觀考證都只是過程中的手段，并非學術的終極目的。出色的史學研究旨在去偽存真，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它理應是反直覺的和不斷力求突破創(chuàng)新、挑戰(zhàn)成說的。一切有助于當代學者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手段都有理由、也有必要得到關注和運用。深入扎實的微觀史料考證無疑能夠對史學研究作出重要貢獻。但如果從事考據(jù)研究的學者只顧一點、不及其余，在西方古典學足以為古代歐亞大陸東西文化交流史提供重要幫助的大量事實面前，仍舊固守自己的學術舒適區(qū)，拒絕嘗試運用明確提供了反面證據(jù)的新材料、新視角去分析相關問題，這種看似嚴謹、但已缺失求真精神的專狹研究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學術價值。

事實上，21世紀的學術研究環(huán)境，已為中國學者提供了將西方古典學同古代歐亞大陸東西文化交流史結合起來的諸多有利條件。各種高質量學術數(shù)據(jù)庫的問世，意味著同時檢索、收集與某一具體問題密切相關的漢文、古希臘文、拉丁文、古敘利亞文材料的工作程序可以顯著簡化；交通條件的便利為學者們提供了零距離觀察、比較國內外考古遺址的可能性；當今西方學界已將古典學的研究對象由狹義的希臘羅馬文明，拓展到整個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事實，也為中國學者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實現(xiàn)西方古典學與中國古代對外文化交流史的結合提供了經(jīng)驗借鑒與學術基礎?？梢?，加強中國自身的西方古典學學科建設，不僅有利于我們加深對西方古典文明萌芽、發(fā)展與衰落這一歷史進程的理解，也可以為國人理解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與對外交往提供重要學術支持。

（作者：呂厚量?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