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宮位于北京市東城區(qū)雍和宮大街12號，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是北京地區(qū)現(xiàn)存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自清乾隆九年（1744年）改建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以來，雍和宮香火延續(xù)至今。

“雍和”，意為“融洽、和睦”，透過寺名可以看到，雍和宮從建成之初，就承載了期盼統(tǒng)一、團結、安定、和諧的美好祈愿。

歷史上，雍和宮發(fā)揮了加強中央政府與蒙、藏地方關系的重要作用，為多民族文化交流與國家統(tǒng)一作出貢獻。其寺廟建筑、館藏文物、佛事活動及對外交往體現(xiàn)出民族文化交流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歷史事實。

宮改寺：定國家清平之基于永久

雍和宮原為雍正皇帝即位前的府邸“雍親王府”，清雍正三年（1725年）升格為行宮，始稱“雍和宮”，清乾隆九年（1744年）改建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

▲雍和門殿外景。（圖片來源：雍和宮官方網站）

乾隆皇帝將雍和宮改為寺廟的原因，是通過以高行梵僧居住于此祭奠其父雍正，使“龍池肇始之居”不至于荒落外，而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即借此來解決蒙、藏等民族地區(qū)的穩(wěn)定和諧問題。

《雍和宮》《喇嘛說》等碑文史料，說明此舉是乾隆面對當時復雜的蒙、藏問題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和措施。《喇嘛說》碑文中的“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直接闡明乾隆皇帝鞏固中央集權、安邦治國的方略。

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是雍和宮宮改寺的領導者和具體執(zhí)行者。他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3歲時在青海佑寧寺坐床。雍正二年（1724年）奉旨進京，成為皇子弘歷伴讀。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敕封其為“灌頂普善廣慧大國師”。乾隆元年（1736年），命其管理京師寺院，授“札薩克達喇嘛”印。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再賜“振興黃教大慈大國師印”。

三世章嘉佛學造詣深厚，精通漢、滿、蒙古、藏4種語言，是蒙、藏地區(qū)有影響的大活佛。雍和宮正是在他的指揮下，完成由行宮到藏傳佛教寺院的身份轉換。他在雍和宮最初的建制、管理等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八日（1745年1月20日），他還親自主持了雍和宮寺院落成開光儀式。

宮改廟之后，雍和宮正式開啟作為皇家寺院連接中央政府與蒙、藏地方的紐帶與橋梁的輝煌歷史。

乾隆十三年（1748年），經三世章嘉的提議推薦，乾隆皇帝任命西藏著名活佛七世濟隆·洛桑貝丹為雍和宮第一任堪布，封其“慧通禪師”稱號并賜印。此后，多位蒙、藏地區(qū)的高僧陸續(xù)出任雍和宮堪布，為藏傳佛教僧才培養(yǎng)及漢、滿、蒙古、藏民族文化的交流與團結作出各自的貢獻。

建筑與館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

雍和宮作為清代皇家寺院，其建筑與供奉珍藏的文物除了承載著教化眾生、傳播藏傳佛教理法的使命，也蘊含著漢、滿、蒙古、藏等多民族文化元素，體現(xiàn)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

▲鳥瞰雍和宮。（圖片來源：雍和宮官方網站）

雍和宮原有東、中、西三路建筑，目前僅存中路建筑。東路建筑的北部為東書院，是庭院式建筑；南部為營房式青堂瓦舍建筑，統(tǒng)稱“連房”，為喇嘛學僧的起居之所；西路建筑原為雍和宮的護法廟宇——關帝廟，供奉武圣人關羽。藏傳佛教寺院供奉儒家推崇的武圣人關羽，并尊其為護法神，是十分顯著的民族文化交融現(xiàn)象。

雍和宮現(xiàn)開放區(qū)域面積約3.3萬平方米，由七進院落、20多座磚木結構殿堂構成。整體建筑既呈現(xiàn)漢傳佛教寺院“七堂伽藍”式標準布局，又有藏式建筑形制。

如大經堂法輪殿頂天窗，還有嚴格按照藏傳佛教理論創(chuàng)建的四學殿講經殿、密宗殿、時輪殿和藥師殿四大扎倉（僧院），形成一座完整的藏傳佛教學府。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為迎接六世班禪來京，乾隆皇帝命令在雍和宮建班禪樓和戒臺樓，用作班禪大師的住所。

班禪樓、戒臺樓的興建和改造工程巨大、造價高昂，工程要求也非常嚴格，從主體部位建筑到殿內佛像安奉及陳設，均經主管大臣奏明皇帝后方可進行，顯示出乾隆皇帝對班禪的重視。

雍和宮館藏的不少文物是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蒙、藏地區(qū)高僧大德貢呈的禮品，表明清代帝王與蒙、藏地區(qū)高僧的密切往來。

乾隆九年（1744年），為祝賀雍和宮改寺，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羅桑貝丹益希向乾隆皇帝呈信感謝“洪恩”，對“在京立廟”表達“不勝歡欣”之意。

七世達賴喇嘛還向乾隆皇帝和雍和宮進獻寶劍、架槍、《如意寶樹佛本生記》唐卡41卷（現(xiàn)懸掛于雍和宮萬福閣）等禮品，首幅唐卡寫有“祝大皇帝福壽安康、祝雍和宮永遠興旺”的藏文殊勝祝詞。

同時，七世達賴喇嘛以大量寶物自廓爾喀（今尼泊爾境內）換得直徑3米的大白檀木一棵，經西藏、四川等地轉運到雍和宮，由內務府工匠雕造為總高26米（其中地上高18米，地下8米）的彌勒佛立像。該立像成為名揚世界的佛教造像精品，是目前世界上室內最高獨木彌勒大佛。

此外，西藏郡王頗羅鼐于乾隆十年（1745年）進貢并供奉于雍和宮的銅鎏金釋迦牟尼說法像、白檀木觀音菩薩像，也都是具有極高歷史與藝術價值的精品。

▲雍和宮館藏的部分唐卡。（圖片來源：雍和宮官方網站）

在眾多館藏中，最具特殊意義的當屬金奔巴瓶和《喇嘛說》碑。金奔巴瓶由乾隆皇帝親自參與設計，《喇嘛說》碑文為乾隆御筆親撰，是藏傳佛教活佛轉世金瓶掣簽制度的重要器物和歷史見證。

▲雍和宮藏金奔巴瓶。（圖片來源：雍和宮管理處）

金奔巴瓶即金瓶，是用于藏傳佛教各大活佛轉世靈童掣簽認定的法器。為了進一步完善大活佛轉世管理而規(guī)定實施金瓶掣簽制度，乾隆皇帝特命制作兩個金瓶，一個送往西藏，供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以備確認達賴、班禪和西藏其他各大活佛轉世靈童掣簽之用；另一個置于雍和宮，供蒙古及青海、甘肅等地的活佛轉世靈童掣簽之用。

通過金瓶掣簽方式認定轉世靈童，表現(xiàn)出中央政府在藏傳佛教重大事務方面的管理權威，令廣大信教群眾心悅誠服。

　　▲冬日雍和宮之銅鼎香爐和《喇嘛說》碑亭。（王迪 攝）

《喇嘛說》碑位于雍和宮殿前碑亭內，碑身四面分別刻漢、滿、蒙古、藏四體文字版本《喇嘛說》，碑文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乾隆皇帝御筆所書。全文大小漢字共2100多字，主要內容表達了乾隆皇帝對藏傳佛教的了解、認知和態(tài)度：梳理藏傳佛教歷史，總結分析蒙、藏地區(qū)活佛轉世中日益敗壞的風氣和種種亂象，闡明革除弊端、安定蒙藏的改革舉措——實施活佛轉世金瓶掣簽制度，彰顯他既尊重和護持藏傳佛教，又依法依規(guī)加強藏傳佛教管理的治國方略。

清王朝覆滅后，在動蕩不安的民國時期，雍和宮一如既往地發(fā)揮著中央政府與蒙、藏地方之間的政治紐帶作用，為國家安定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作出貢獻。如九世班禪蒞臨雍和宮講經弘法，雍和宮高僧白普仁創(chuàng)建金光明息災法會、募捐鑄造銅質鎏金宗喀巴大師像，金瓶掣簽儀式在雍和宮照常舉行等，在藏傳佛教界產生重要影響。

（作者：李冀潔，北京雍和宮管理處。）